在第五次“圍剿”中央蘇區期間，蔣介石調整戰略，采取“堡壘推進”戰術，并調集百萬兵力分路進攻。何鍵作為湘軍首領兼“西路軍”總指揮，負責協調贛、粵、閩、湘、鄂五省軍事力量，為此召開五省軍事會議，落實蔣介石的作戰計劃。會議的核心內容是強制推行“堡壘政策”，命令部隊及地方民眾大規模修筑碉堡和防御工事，逐步壓縮紅軍活動空間，同時實施嚴格的經濟封鎖，切斷蘇區物資供應。

而在另一邊，李德和博古同樣要采取堡壘對堡壘戰術，遭到了毛澤東的強烈反對，他們這種短促突擊的作戰方法在蘇區根本行不通，即便是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也無法達到其目的。然而李德根本不聽勸告，博古更是嚴厲抨擊朱毛游擊隊，最終李德憤然離席。

1934年1月，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。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報告，一方面強調必須堅決抵抗國民黨的軍事進攻，號召蘇區軍民團結一致，運用靈活戰術打破敵人的封鎖與“堡壘政策”；另一方面，他也敏銳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日益加劇，中國共產黨在堅持革命斗爭的同時，必須為抗日救國做好準備，爭取更廣泛的社會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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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當優秀地區代表做總結報告之時，博古忽然喊停命令周恩來和朱德回軍委開會，朱德萬般不愿，毛澤東見狀勸說他要陪在周恩來身邊。待會議結束后，毛澤東專程去看望正在養病的瞿秋白。當時，瞿秋白因長期勞累，肺病加重，身體十分虛弱，但仍堅持工作。兩人在瑞金的簡陋住所里促膝長談，面對國民黨日益緊逼的軍事“圍剿”和黨內“左”傾路線的錯誤指揮，他們既憂心革命前途，又相互鼓勵，堅定信念。

當天夜里，毛澤東夢見池春生來看自己，而他緊緊握著手中的軍號，呈交了一份入黨申請書。池春生告訴毛澤東，若是他犧牲在戰場上，希望毛澤東能夠追認他。緊接著，毛澤東看著戰場上無數戰士犧牲的慘烈場面，瞬間從噩夢中驚醒，執意要去找周恩來和朱德商量，此刻兩人和劉伯承在等著前線消息。

博古看到毛澤東，拒絕他過問軍事，兩人爭執不休。戰士送來急電，國民黨軍憑借“堡壘政策”和優勢兵力，對中央蘇區發起猛烈進攻。廣昌戰役后，紅軍主力部隊在持續消耗戰中損失慘重，尤其是紅一、紅三軍團在驛前、高虎腦等地的防御戰中傷亡極大，而紅五軍團和紅七軍團在石城、寧都一帶的阻擊戰中同樣遭受重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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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線指揮員發現，國民黨軍以土木碉堡為依托，步步緊逼，紅軍缺乏重武器，難以突破封鎖，繼續硬拼只會導致全軍覆沒。危急關頭，前線部隊向中革軍委緊急請示，要求撤回蘇區休整。毛澤東憤怒不已，怒斥博古、李德的錯誤決策，中革軍委權衡局勢后，最終同意部隊后撤，但此時紅軍已元氣大傷，蘇區范圍被不斷壓縮。

隨后中革軍委召開會議，討論戰略轉移的具體安排。會上，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宣布成立“三人團”，作為長征的最高決策機構，成員包括博古、李德和周恩來，實際由博古和李德主導，周恩來負責具體執行。

與此同時，中央紅軍醫院院長傅連暲接到命令，要求迅速制定傷員轉移和安置方案。由于長征路途艱險，重傷員無法隨軍行動，傅連暲只能忍痛安排部分傷員隱蔽在蘇區群眾家中，或分散到山區游擊區，而輕傷員則盡可能隨軍轉移。在中革軍委轉移前的會議上，毛澤東在留守名單中，眾人舉手表決讓毛澤東一同隨部隊轉移。